"当时周总理胳膊受了伤，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他去苏联治疗，而我父亲也有严重的胃病，决定一同去治疗，就这样把我带去了。后来，我被送到了国际儿童院，并开始了我从小学到大学的求学历程。"陈祖涛回忆到，"当时国际儿童院大概有两三百人，别的国家都是一个、两个，我们中国的小孩则占到了十分之一，其中，包括主席的大儿子、二儿子、女儿，朱德的女儿以及刘少奇的儿子等等。"

　　当时被送去国际儿童院的是当时全世界共产党领袖的子弟，在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里，也许这样才是保护好共产党领导人下一代的最好方式。

　　这些不同年纪、不同国籍、不同背景的孩子，他们聚在了一起。他们幸运吗？他们远离战火硝烟，他们远离了饥饿难耐，但也远离了故乡、远离了祖国、远离了至亲，独自成长。他们少年时的经历，给他们的一生打上了无法抹去的特殊印记。

　　虽然陈祖涛到苏联的时候还很年幼，但是他一边适应着环境，一边努力奋发。一晃过去了十多年，最终，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苏联著名的鲍曼工学院。到现在为止，陈祖涛还说，"我的俄文基础就是在那些年打好的，以至于后来，说汉语还不如说俄语流利。"

　　起步，60年的汽车生涯

　　从1945年开始，陈祖涛在鲍曼工学院学习机床与工具专业，也是在那个时候，他真正接触到了汽车行业。

　　那个时候，陈祖涛接触的都是苏联的汽车产业，为中国造车这个理想曾经也不止一次的出现在他的生命里，可是最后还是如雾般消散。因为那时的中国没有能力，而这个理想，也就成为了他心中深深埋藏的一条湍急河流，无法泅渡，那河流的声音，却每日每夜绝望的歌唱。

　　直到1949年12月，斯大林70大寿，全世界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到莫斯科来祝贺。当时毛主席也去了，他除了带去寿礼和祝福外，还想带回些什么，想从苏联为中国带回些什么。

　　这是中国领导人和斯大林谈苏联援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--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的谈判。

　　为了这156个援建项目，中国派了一个以总理为首的庞大代表团，包括工业的机械工业、冶金，包括军事的航空、坦克、飞机，当然，也包括汽车。现在的长春一汽汽车厂，就是当时的援建项目之一。

　　1951年陈祖涛在苏联大学毕业

　　凭借专业知识与良好的俄文底子，陈祖涛参与了后来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的谈判。陈祖涛说，当时中国的俄文翻译屈指可数，除了主席和总理，到中层这一级，几乎没有翻译，所以机械组通过使馆找翻译，就找到了他。

　　"由于作为临时翻译，参与了一些与机械工业相关的谈判，包括一汽的整个谈判过程。所以我深深记得，苏联当时对我们，真的是无私的帮助，中国的工业基础，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苏联。"这位迟暮的老人在讲到这里时，神情有些闪烁，也许这些年来的我们与苏联的政治纷争让他有些耿耿于怀，因为那些曾经的帮助，在他的记忆中总是汨汨而过，温暖如同泉水一样涌出来，即便，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。

　　陈祖涛回忆到，"在这过程中，也结识了以沈鸿为首的我国机械工业的创始人。沈鸿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工业专家，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毅然放弃在上海的产业，带着部分机器设备，辗转来到延安，成为我党第一代兵工专家。沈鸿告诉我，建汽车厂是斯大林亲自向毛主席提出来的。斯大林说，汽车厂代表现代机械工业的最高水平，你们建一个汽车厂，就可以带动整个机械工业和钢铁、化工、建筑等其他行业向前发展。毛主席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。中国汽车工业便在苏联的扶持下，正式起步了。"

　　这时是1950年，也是他真正参加到新中国的汽车工业建设中的时间，而在1951年年初，急于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他，便正式大学业回国了。

　　奠基，让一汽从无到有

　　对于陈祖涛来说，总理对他总是有如父亲般的关怀，他们之间，也有着一些情感的牵绊。有人说，有些人会一直刻在记忆里的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，忘记了他的笑容，忘记了他的脸，但是每当想起他时的那种感受，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

　　陈祖涛回忆起了回国初期和总理的那次谈话："1951年的夏天，我见到了周总理，和我一起的，还有和我一同回国的同学赵施格。总理说，下一步有些什么打算？我们表示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。总理很高兴，问我们，你们学什么专业的？赵施格说，是冶金学院毕业学钢铁的，我想搞钢铁。总理说，那好，鞍钢正在恢复建设，你就到鞍钢去吧。我则说，我是学机械的，我在苏联的主攻方向是汽车。总理说，那好极了，你再回苏联去，其中汽车筹备组正在苏联谈判，你以第一汽车厂代表的身份去参加谈判。就这样，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，我成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第一名职工，从此开始了我为之奋斗终生的汽车事业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