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祖涛：中国汽车工业如果光考虑产量，互相竞争产量，对未来的发展是不利的。

我是中国老汽车人，1950年参加了一汽的谈判，到现在刚好60年。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从起步到现在，我都亲身经历过，我们干了40年，从1953年一汽动工，到1994年，产量只达到100万辆。以后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，开始我思想转不过来，慢慢地转过来，到现在汽车工业快速发展。40年100万辆，到了2000年2001年一个月100万辆，去年是1300万辆。作为我这个汽车老人来讲，感到特别欣慰、特别高兴。

但是有一个现象我也是很担心，现在很多企业都都在尽最大努力扩产、扩建，汽车工业我们干了半个多世纪，到一千万辆的产量，销售也是世界第一，现在刚好是丰田事件出现不久，中国汽车工业如果这么样发展的话，光考虑产量，互相竞争产量，将来一定会有大灾难。

从前丰田有一个老话，我在80年代就知道这句老话。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有路必有丰田车。”但是丰田以后来了一个新总裁，（名字我忘记了）董事长是丰田的孙子，他采取了政策扩产，大量地发展产量，很快达到年产1200万辆。而且不只是扩产，重点是在管理上尽量压缩成本。那些生产的零部件等等都尽量压缩成本，这样最后的结果是不重视质量、不重视服务，最后的结果召回了800万辆。现在美国集体控诉丰田，我估计丰田的损失大概是几十个亿。

有了这个经验教训，我就很担心中国的汽车工业，如果只是一个劲地搞扩产，相互比产量。现在比什么呢？中国汽车的几个团队，第一团队，上海、一汽、二汽，现在是长安，还有广本也在扩产。第二军团、第三军团都直接在往第一军团走，如果现在不制止、不重视产量、不重视质量、不重视服务、不重视零部件的生产，我们的后果会跟丰田一样。

陈祖涛：我不赞成搞自主品牌，但是我也不赞成所有的汽车都需要自己开发

我们国内几年前就提倡自主品牌，但是在我看来，我不赞成搞自主品牌，但是我也不赞成所有的汽车都需要自己开发，那就慢了。基本的东西要自己开发，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的情况，很少的单位是真正的自主品牌。当然国家在提倡，自己创新，这是一个问题。

第二个问题是出口，我们现在鼓励出口，这个方针我赞成。但是现在出口只有到非洲、亚洲，最近大概南美、前一段到俄罗斯，中东也有一些。现在大家都争着出口，国家也鼓励出口，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。中国汽车工业一定要是走国际化的道路。

现在中国汽车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水平，一方面我很高兴，另一方面我很担忧。通过3.15这个活动，我希望能够呼吁：我担心出口汽车的服务跟不上、维修跟不上、零部件跟不上，很多东西跟不上，将来总有一天要受惩罚的。不是在这个国家，就是在那个国家。这方面要注意。

陈祖涛：我提倡发展国民车，就是叫普通老百姓能够买车子，叫农民能够买车子

我也不是说争产量不对。因为中国13亿人口的国家，1300万辆算个啥。而且我多年以前提倡汽车进农村，叫农民能够买（车），所以我以前提倡国民车，就是叫普通老百姓能够买车子，叫农民能够买车子，这样的产量就不得了了。不是一千多万，可能是几千万辆吧。

我提倡发展国民车。国民车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德国来的，大众是1938年希特勒时代建的这个厂，我去过好多次。开始是小汽车，叫做国民车，叫普通老百姓能够买得起。当时有一个目标，德国人都能够像美国人一样买得起小轿车。那个厂相当大、相当现代化。他们当时生产的“Volkswagen”，我们中国翻译成“国民车”。我跟很多同志宣传过，其中包括李书福。李书福刚开始是生产天津夏利，我们到杭州去过几次。我每次去都跟他宣传，你就是生产四万块钱、五万块钱的车子，让普通老百姓买得起。

但是很遗憾，中国特色是现在买车子的人不在农村，不在老百姓，在还是有点儿钱的人。我不是说大老板，大老板（买的）都是外面进口的车。我讲的是中间层，李书福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，他现在正在提高，在转型。

陈祖涛：中国的汽车工业发展道路非常曲折

中国的汽车工业发展道路非常曲折，我开始搞汽车的时候，搞二汽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当时的政策是闭关自守，要自力更生、自己搞车子、搞工厂，装备等等全部是靠自己。刚好赶上了三线建设，所谓“三线”就是把全国的工业都放到大山区，在重庆、四川、贵州的大山区。中国的汽车工业经历了这么一个很复杂的（过程），这个路走过来并不容易。

谈起小轿车，当时1982年成立了中国汽车工业公司，就是从一汽独立出来的一个单位。改革开放初期，邓小平提倡“拿来主义”，我在二汽的时候第一次听到邓小平的“拿来主义”，外国的好东西都拿过来，为我所用。我觉得很高兴。当时我们跟上海市长谈了，联合起来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，上海生产小轿车。邓小平思想很解放，小轿车还可以合资。我们的思想都还不到合资这个层面。

中国汽车工业当时生产小轿车，上海的桑塔纳十年没有竞争对手，从1984年差不多到1994年中期没有人可以跟它竞争。但是中国小轿车一直到1987年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这么多年了，1987年中央才允许生产小轿车，小轿车只能在一汽、上海、二汽生产，别的都不能生产。当然以后就挡不住了。

汽车这个路走的很困难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们的路子走的很不顺，但是今天已经很顺了，1300万辆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，但是我就担心刚才讲的，现在都在拼产量，第一军团在生产，后面第三军团和第二军团，都在扩大生产。将来如果说只注重产量，就是走丰田今天的下场。

听众提问：陈老您好。刚刚看完您写的《我的汽车生涯》这书，听了您的讲话，把书的内容从我脑海里又过了一遍。在您脑子里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汽的建设，邓小平提出的合资品牌，邓小平非常鼓励外国的汽车企业来中国，与中国合资。另外是您提出的小轿车进入家庭，您那本书也写了与各方各派经历了非常激烈的唇枪舌战。去年中国汽车达到1300多万辆，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汽车大国了，您觉得中国与汽车强国还有怎样的距离？

陈祖涛：中国汽车工业从80年代初期到中期都是“拿来主义”

我第一次听见小平同志的讲话，是1978年，让教委传达他的讲话，“拿来主义”，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在思想上启发很大，中国汽车工业从80年代初期，一直到80年代中期，我们都是“拿来主义”，还不敢说搞合资。比如说重型汽车是买斯泰尔的技术，不是合资，以后才合资的。

轻型汽车我们买了日本的40万辆车，换取它的技术。所以以后在北京、南京，西南等很多厂利用这套技术把轻型汽车发展起来了。比如说天津夏利开始也是买它的技术，当时根本就没有合资的概念，因为这时人们的思想，包括国家领导人，除了邓小平之外，国家机关计委、经委等这些部委的人都还比较保守。第一个搞合资企业是1983年生产北京吉普，当时我是团长，到德国去看，因为在这个之前，我们跟当时美国的AMC汽车公司接触了好几年，大家都不敢谈合资。所谓吉普车这个名字JEEP，这个牌子值好多亿。生产量不大，当时是二次世界大战，美国在前线作战的吉普很有名的。我们去了一看，很好，量不大，但是质量过硬。我们去的时候，北京的副市长张建民，他是副团长，还有有关部门，计委、经委派的都是正局级干部，不轻易用外国的东西，尤其是合资。我们去了看中以后，跟张建民商量签协议，1983年汽车行业第一个合资。1984年年初在人民大会堂签了合同。除了桑塔纳那是邓小平特批的，再就是这个。以后就没有合资了，合资汽车工业是到1987年才开始突破。

买外国的技术也是有一个历史小故事，二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建的，不知道受了多少苦头。后来叫东风，车全部是自己设计的，自力更生，封闭式地设计完了，以后全国做道路试验，结果还可以。哪里有问题就修改，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，发动机过热。我们想尽一切办法，温度800多度降不下来，这个事情闹到邓小平那里去了。邓小平说好办，你们到英国去咨询一下。所以我们就带队去了，人家一看我们的这个设计就说这是经典的设计，但是有几个问题设计不周到，提了几个意见，回来之后解决了。有了这个前提，以后就大胆搞了。

陈祖涛：我们是世界汽车大国，根本就不是强国。

我们是世界汽车大国，根本就不是强国。在一汽第一千万辆下线时讲了三个标准，工业信息部的副部长他讲了三个标准。我觉得可以简化一点，什么时候中国汽车工业的质量，主要是小轿车，能够让美国社会接受了，跟美国轿车平起平坐就是强国了。如果我们的车子能够到日本去，日本社会能够讲接受，就是强国了。能够到德国去，德国能够接受就是强国了。能够跟现在这些汽车行业大国的大公司“平起平坐”这就是强国了。强国在我的概念中是这样的。

现在我们的汽车出口到非洲、中东甚至到拉美去了，当然，出口我认为是好事，一步步来，但是这还不够。一定要进入美国、日本、德国才是强国。这是一个概念。